■ 孙永清
从太原向北行驶约80公里，便抵达了被誉为晋北锁钥的忻州。穿过那座屹立了两千年的北城门楼，踏着历史的石子路，南北大街两旁林立着酒肆商铺，旗帜随风飘扬，似乎在诉说着悠久而古老的故事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，仿佛穿越回了明清时代。
转入秀容巷，周围顿时安静下来。或许是读书的地方，或许是人们对读书的敬畏，又或许是一种独特的氛围。
远远望去，秀容书院依山傍水，错落有致地坐落在繁茂的乔木和灌木之间，极具时代特色的建筑在其中若隐若现。随着游客的走动，挑檐和屋脊时隐时现，显得十分顽皮。最高处的廖天阁孤傲挺拔，直指苍穹。夏日里，树木郁郁葱葱，花香四溢，走在其中，可以欣赏到乔木的伟岸身姿；登上高处，可以近距离闻到槐花和枣花的芬芳。冬日时，书院被皑皑白雪覆盖，显得高雅而洁净。偶尔，黑白相间的喜鹊在雪地上跳跃，留下梅花般的脚印，匆匆忙忙的样子，忽然间，一簇灌木闪现，梅花便不见了踪影。偶尔，阳光洒在雪地上，明亮而祥和。
忻州秀容书院始建于1772年，自满清从白山黑水间崛起，对汉文化深感折服，便将学习和发展汉文化定为基本国策，在各地敕令修缮书院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秀容书院得以修建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举措，据资料显示，忻州范围内规模以上的书院就有7座以上。然而，秀容书院的保护最为完善。学者闫竹叶先生曾撰文盛赞道：“新兴故郡，秀容古城。环二水而兆瑞；踞九原而昌明。设书院之岩岩，名追岳麓；移学官之赫赫，声接魁星。雄姿遥伫，凤阙珍藏四库；天籁和鸣，文苑常授六经。忻州惟才，于斯为盛；三晋学府，魁尊秀容。”
秀容书院的兴建离不开忻州人民所称道的忻州知府鲁璜。鲁璜，黎川中田（今江西新城）人，字守原，号纬躔，时任忻州知州。上任后发现忻州“幅员辽阔、民户殷繁、家有益藏、人事囊囊，讴吟弦诵之声不绝于耳”。然而儒学生员名额有限，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，而教化万民是父母官的职责所在，但“独书院至今缺”。于是鲁璜萌生了创立一所书院的念头。他首先召集城内绅士、名儒们在文庙的明伦堂共商此事。大家纷纷表示赞同，并愿意出资和出力。随后，他又派人到乡下募捐，得到了乡绅的积极资助。很快，共征集到白银四千余两，解决了筹建书院的经费问题。院址经过多方协商，选定在已废弃多年的城西南九龙岗，文昌祠西，并增建了院舍房屋。因忻州古有秀容之称，故将书院命名为秀容书院。
我小时候曾来过这里，首先是一段之字型水泥路。攀爬上去，当时那里驻扎着一所军营。门口有持枪的军人肃立。大门两旁是朱红大字“提高警惕、保卫祖国”。后来查阅资料，这里原来驻扎的是忻县军分区独立营。独立营在此驻扎期间，客观上对文物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据资料显示，这块风水宝地也以其博大的胸怀，迎接新时代，焕发新光彩。继忻县中学之后，又有忻县农商职业技术学校、忻县师范学校、忻县地区聋哑学校、忻县地区卫校、山西省戏曲学校忻县分校、山西省电视大学忻州教学班、忻州市第三中学校、忻州市第一职业中学校先后在这里开展大规模教学活动，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了大量各级各类建设人才。
书院的入口如今已迁至下方，飞檐翘角，四面通透，门楣上刻着“秀容书院”四个大字，笔触圆润而洒脱，既保留了古典韵味，又展现了书院的包容与开放。从旧门到新门的变迁中，新增了若干建筑，统称为下院。有人曾质疑这是否改变了原有的风貌，但实际上，保护文物也需要与时俱进。新添的下院与上中院浑然一体，使得历史感更加完整而古朴，更具代表性，同时也丰富了书院的内容。事实上，在上世纪末，由于空间限制，书院的部分功能不得不分散到附近的街巷。重新整合后，书院的文物意义更加真实。
穿过下院，向西行约百米，便来到了下院与上院的交汇处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牌楼和“互”字形踏步，这里保留了秀容书院的原貌和原址，以及镶嵌在踏步台阶上方的砖雕影壁。
牌楼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建筑形式，早在周朝便已存在。《诗经·陈风·衡门》中提到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”牌楼的材料多种多样，其中以木结构最为常见。在古代，木材是人们亲密的伙伴，因为当时的制作条件相对简单。这里的牌楼也不例外，是木制的。牌楼上刻着“勤学为径”四个大字，与“互”字形踏步相得益彰。
影壁，同样是中国独有的建筑元素。它也被称为照壁、影墙或照墙，是古代寺庙、宫殿、官府衙门和深宅大院前的一种屏障建筑，正对大门以作屏障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描述了“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”。影壁的作用是作为建筑群的屏障，区分内外，并增添威严与肃静的氛围，同时具有装饰意义。影壁通常将宫殿、王府或寺庙大门前围成一个广场或庭院，为人们提供回旋的空间。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，影壁似乎还能阻挡煞气。影壁上的内容通常寄托着主人的美好愿望，这里的影壁上刻有忻州籍晚清举人常葵濮撰写的秀容书院校歌。校歌中唱到：“校舍峥嵘，雄建九龙岗，规模好堂皇；舟山远列作屏障，马水环萦翠带长，山明水秀，人才辈出扶家邦；看，多是社会中坚，勤、慎、敏、爱日夜淬砺，为我神州争荣光。”常先生以满腔热情和宽广胸怀，讴歌秀容书院，激励学子奋发向上。这里提及的物件，都是历史悠久的古物。继续前行，便来到了被称作书院中院的地方。中院的主体是一座道观，也称为白鹤观。这座道观历史悠久，唐朝时便已存在，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。现存的主要建筑白鹤大殿，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遗存，高二十余米，面宽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前檐副阶，悬山脊顶，屋顶镶嵌琉璃枋心。传说每年二月十五日，老子的诞辰，道家的贞元节时，总有成群的白鹤飞来，在殿前殿后翔舞，三日后才离去。元好问在其著作中记载，他幼年时曾两次参加庙会，目睹了白鹤来会的奇观，他写道：“九龙岗上玄元祠，人言尊像神所遗。年年二月降灵鹤，来无定数有定期。”明代山西巡抚魏允贞也提到：“二月忻州放鹤群，翩翩清唳九天闻，不知骐骥何处来，犹带蓬莱五色云。”
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，主张修炼。为何书院中会有道观的存在呢？实际上，这座道观比书院更早建立，书院选址时本意是希望淡化道观的存在。实际上，与道观和谐共存，也算是一种圆满。说起道观，不得不多说几句：道教的创始人老子，传统学术界认为他姓李名耳。他骑牛出函谷关时著有《道德经》。老子所处的时代，姓氏尚未普及，因此姓李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。倒是老子的家乡人常称呼小孩为狸儿，所以不称李耳或许更为恰当。《道德经》实际上宣扬的是辩证法，与神鬼之事无关。至于后来成为宗教派别，也算是机缘巧合。
从空中俯瞰整个书院，其布局宛如一个大写的“明”字，上院部分构成了“日”字的全部，寓意着日月同辉。一条主轴贯穿南北，两旁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庙宇宫观、楼台亭阁、四合院落。其规模之宏大，结构之精巧，历史之悠久，无不令人赞叹。
从中院通往上院，是一条之字形的台阶。这里同样设有牌楼和两幅砖雕影壁，分别描绘了“鱼跃龙门”和“文房四宝”的图案。对于书院而言，十年寒窗苦读，就是为了能够“鱼跃龙门”，取得成功。
奋力攀登之后，便来到了所谓的上院。
首先映入眼帘的这座建筑，便是书院的核心——文昌宫。实际上，秀容书院并非一成不变，自建立之初，便是一个不断扩建、更新的过程。文昌宫之所以被视为核心，是因为书院的规划始终以文昌宫为中心。
如今的文昌宫，保留了民国时期改造为新兴学堂后的格局。校方利用原有的宫殿等建筑，将文昌宫划分为三部分，从南至北依次为槐树院、枣树院、柏树院。这三院在民国后期成为主要的教学场所，分别以槐、枣、柏命名，寓意深远。槐树院的“槐”与“怀”谐音，象征着读书人应胸怀天下，关心国家大事。枣树院的“枣”与“早”谐音，寓意读书人应珍惜光阴，早日成才，报效国家。柏树院的“柏”与“百”谐音，寓意教育是百年大计，培养人才需要长远的规划。
槐树院又名戏台院，因为院南有一座戏台。戏台面宽三间，进深三间，装饰精美，木石雕刻生动。戏台的上半部为清代木结构建筑，前半部分为卷棚歇山顶，后半部分为硬山顶。下半部为须弥座，方形莲花座上雕刻有鹿鹤同松、犀牛望月等图案，是明代遗物。戏台西侧，砖质浮雕有“勤、慎、敏、爱”四个魏碑大字，这正是秀容书院的校训，至今仍为忻州一中的校训。勤，意味着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勤奋不懈；慎，意味着办事要谨慎细致；敏，意味着要迅速、灵活地学习知识；爱，意味着对知识和事物应有真挚的情感。
站在高大的槐树下，仰望天空中缓缓飘过的白云，耳畔似乎又回荡起那悠扬的唱腔和紧锣密鼓的伴奏，让人沉醉于古老的历史文化之中。戏台原本是为祈福谢神而建，后来成为师生们闲暇时陶冶情操、放松娱乐的场所，如今则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槐树院与枣树院之间，有一座名为白特门的通道相连。白特是文昌帝君的坐骑，马头、牛蹄、驴尾，浑身雪白，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，象征着平步青云直上云霄。白特门因此得名，寓意学子们能鹏程万里，达到人生巅峰。枣树院与柏树院之间，也有一座名为仪鸾门的门廊相连。仪鸾门是典型的清代建筑，悬山顶，脊兽式。鸾是传说中的吉祥神鸟，开启此门象征着神鸟朝贺，百事吉祥。有资料称仪鸾门仅在乡试会试或显贵参拜文昌君时开启，但这一说法尚需考证，因为这些建筑均为民国后期产物，那时似乎已采用近代教育形式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仪鸾门大开之时，必有重要活动举行。
书院东西两侧有若干厢房，原为办公场所，现为碑廊。
文昌宫的北面，便是文昌殿所在。殿中供奉着文昌帝君。
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仙班中的神灵多由人间杰出人物转化而来，文昌帝君亦是如此。唐朝时，浙江人张亚子迁至四川梓潼居住，成为一位教书先生。他不仅道德高尚、诚实守信，而且才华横溢、品行端正。去世后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塑像供奉，香火不断，最终他成为了文昌神君，即学术和考试的守护神，也称梓潼帝君。文昌帝君掌管大富大贵的吉星，文昌即意味着文运昌盛。无论是各种升学考试，还是官家的提拔晋升，都归文昌帝君管理。
文昌帝君身旁，左右各立着两位童子，天聋与地哑，分别掌管文人录运薄册和文昌大印六兽，气势磅礴。这象征着知识者往往沉默寡言，而能言善辩者却未必通晓真理。
文昌宫始建于公元941年，其建筑格局为面宽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前沿副阶，悬山顶，带有脊刹的吻兽。至今已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。
从文昌祠向南走，便是山长院；向北行，则是六艺园。
山长院及其北侧的建筑群，包括孔子庙，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书院。
山长院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四合院组成。下方的四合院与山长院北侧的两座独立四合院，曾是学子们诵读圣贤书的地方。拾级而上所见的四合院，则是书院领导办公的场所。如今，山长院已改造为陈列室，最后一任山长米毓瑞先生的雕像陈列其中，先生目光如炬，凝视远方，雕塑生动地传达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。
“山长”一词起源于唐代，当时人们将隐居山林、讲学的博学之士尊称为山长，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民国。在明清之前，山长可能由政府支付薪酬；明清之后，则由地方聘请，具有职业经理人的意味。
在秀容书院中，孔子庙的准确称呼应为宣圣庙。自西汉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来，孔子受到历代君王的推崇，在中国的影响力极大。清雍正帝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，因此许多庙宇被称为大成殿。直至今日，我们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观念仍源自儒家思想，所谓“父父子子君君臣臣”便是。孔庙右侧直通魁星阁的台阶被称为通天衢，寓意着读书能够改变命运，使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成为可能。文昌祠南侧现称作“六艺园”，六艺指的是书、数、礼、乐、御、射，强调读书人不应只是死读书，而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至少掌握六艺，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。
六艺院内现有伞亭、河图洛书等人文景观。
沿着通天衢拾级而上，迎面而来的是一栋屋檐高挑、雕梁画栋的建筑——魁星阁，又名四角亭。它是一座清代建筑，建筑面积约17平方米，阁内供奉着魁星爷。
魁星原是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“奎星”的俗称。后世将其神化，建奎星楼并塑神像以崇祀，视其为主文章兴衰之神，科举考试中则奉其为主中式之神，并将“奎星”改称“魁星”。传说魁星面目狰狞，金身青面，赤发环眼，头顶有角，脚踏海中鳌鱼之首，象征着“独占鳌头”。每逢考试，魁星便右手持大笔，左手捧斗四处巡视，斗中装有众考生的姓名，被魁星笔点中者即可金榜题名、独占鳌头。
魁星在现实中也有其原型；一种说法是钟馗，钟馗豹头环眼，铁面虬鬓，相貌丑陋但才华横溢。因相貌怪异未获状元，愤而自杀，后被唐玄宗赐封为“镇宅圣君”和“万应之神”。钟馗的形象和故事不仅在中国流传，甚至传入日本等国家，成为当地民间信仰的一部分。钟馗也是文人们科考命运的守护神，因此自古以来文人皆拜请钟馗，人们说：“拜请钟馗，中榜得魁。钟馗真神显，送咱福禄寿禧安。”人们纷纷到钟馗故里拜请，并在全国各地建魁星楼，供奉钟馗像，以便就近祭拜。也有传说包公是奎星下凡。
魁星楼往南是八角亭，又称望萱阁，建于清嘉庆二十四年(公元1819年)，位于内城墙最南端，建筑面积约20平方米，高约8米，边长约2米，采用木结构八角攒尖顶，青灰筒板瓦盖顶，简约轻盈、古朴秀丽、超凡脱俗，二百多年来，建筑依旧保持原貌。
当时的忻州知州邱鸣泰是江西人，因思念远方的母亲，公务之余常登上八角亭远眺故乡。旧时的萱堂，指的是母亲的居所。忻州人民见这位清廉的父母官孝心可嘉，便将此亭称为“望萱阁”，意为站在此处可望见母亲。中国自古以来以孝道治理国家，这也符合人们心中的审美。邱先生及望萱阁成为了忻州人民敬仰和怀念的对象。“今跪地门三叩首，连天春草也凄凄。”
在魁星楼与八角亭之间，一段汉城墙蜿蜒伸展。向北望去，便是六角亭，古称寥天阁，亦名凌云阁。它始建于清雍正三年（公元1725年），占地面积约33平方米，每边长3.5米，高度约9米，是一座木结构的六角攒尖顶建筑，顶覆孔雀绿琉璃瓦。在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琉璃瓦顶建筑已十分稀少，特别是孔雀蓝烧制技术的失传，使得这座建筑显得尤为珍贵。六角亭是忻州古城的最高点。站在亭上远眺，忻州古城的美景一览无余：云中河与牧马河如同两条白练，轻柔地向东延伸；南城楼、北城楼和东城门楼高耸入云，云霞缭绕，与曲折蜿蜒的城墙相映成趣，宛如铜墙铁壁，守护着五十万忻州人民。有诗赞曰：“春黄夏绿秋金色，冬雪银装畅廖阔！”
在魁星楼与六角亭之间，矗立着吕祖阁。阁内彩塑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。虽然吕洞宾在读书上未能成才，但最终位列仙班，这是否暗示我们：只要脚踏实地，成为受人喜爱的人，做受人喜爱的事，便能修成正果。读书并非唯一的成功之路。
忻州城素有“卧牛城”之称，八角亭与六角亭被视为卧牛的两个犄角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八回“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”中提到的古城，刘关张兄弟相会的场景，极有可能发生在此地。
夕阳西沉，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书院，书院带来的震撼与影响久久难以忘怀。书院的存在对当下社会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。我们的先辈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都将教育视为重要事务，我们更应致力于提升教育质量，以不负时代的期望。